极盛与衰落

2024-06-14 05:16|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图为战争路线

序言

提及雅典民主政治，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首先想到应该的是伯利克里、克利斯提尼、梭伦等一群名垂青史的民主政治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大批博学而睿智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或者是中学教科书所提到的“雅典民主政治开历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其创立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对西方民主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赞美。总而言之，在人们印象中雅典民主政治仿佛是由民主、自由、平等、富足等等靓丽的字眼所组成的，它虽然是少数人的民主，也有着不少的缺陷，但从总体而言依然是美好的、值得为人们所称赞的。

然而，剥去它美丽的面纱，雅典民主政治真的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吗？既然如此璀璨夺目，它又为何在走向鼎盛的之后，迅速地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且让我们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来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雅典民主以及浅析其衰落的原因。

民主自身的混乱

从梭伦改革，到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再到克利斯提尼改革，雅典始终以一种温和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坚定不移地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终于，在伯利克里时代，各级官职（除十将军外）以抽签方式向国民开放；五百人会议由民众陪审团掌权，贵族会议丧失一切政治权利；担任公职或城邦活动的公民可以获得工资或补贴；陪审法庭的规模及权限扩大，成为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雅典的民主政治到达了鼎盛。雅典民主政治在此时到达鼎盛，这与伯利克里过人的才能是分不开的。

当时作战的茅箭及船舰

修昔底德本人非常赞赏伯利克里“伯利克里是所有的人当中最有才能的人，无论就其地位、他的才能，以及他的众所周知的正直而言，都确确实实是一位能够独力控制民众的人物--简言之，是他领导民众，而不是民众领导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使用不当的手段来追求权力，他也从来没有被迫逢迎他们”，伯利克里还在世的时候，民众膺服于他的能力与德行，因而他在领导群众而非群众领导他。各种野心家和阴谋家仿佛也慑于他的伟大，没有选择在此时兴风作浪。然而个人的伟力始终是有限的，伯利克里死后不久，原始的直接民主本身的缺陷暴露无遗，雅典的政局开始陷入到混乱之中。

修昔底德说“雅典虽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他的继任者们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彼此问大都处于平等地位，而每个人都想力争居于首要地位，最终他们竟准备靠牺牲整个城邦的利益来迎合民众的幻想。” 在我们印象中，或许会认为人人平等、共议国事的民主制度是雅典走向鼎盛的关键。可是，在我看来，伯利克里时代之所以是黄金时代，这和此时雅典有着伯利克里这样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存在，使得已经产生严重离心力的雅典人团结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党争而产生的内耗和因野心家的私利而导致的城邦群体的决策失误。或许，在当时的情况下，雅典人最所需要的不是坚持公民之间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而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或者说一位“开明的僭主”。伯利克里在世的时候，他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公民”。

伯利克里之后，他的继任者中缺乏一个能够让所有人都信服的人，为了争夺领导者的地位，雅典又回到了党争老路上，巧舌如簧政治家、阴谋家们纷纷登场。著名的“变色龙”亚西比德就是他们中典型的代表。为了获得声望和财富，他煽动公民破坏雅典和斯巴达签订的《五十年和约》，鼓动雅典人在没有走出与斯巴达战争的泥沼时侯，同时去和另一个强大的势力——西西里作战，使得雅典进入到一个危险的境地；而就在这样一个需要雅典人团结一致对抗强敌的时候，亚西比德的政敌们还不忘打压亚西比德，利用赫尔美斯神像亵渎事件，迫害亚西比德，使得正在参与远征的亚西比德逃亡斯巴达；逃亡到斯巴达的亚西比德也不甘寂寞，极力推动斯巴达人援助西西里，在雅典境内的狄凯里亚修筑永久要塞。

雅典-伯里克利的圣光

在公元前406年阿基诺萨海战中，雅典人击溃了斯巴达的海军取得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一些士兵落水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公民大会就对“十将军委员会”中的八名将军进行审判，把其中的六人处死，雅典人中精通海战的将军几乎损失殆尽。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亚西比德或是他的政治对手，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们都毫不犹豫的选择牺牲城邦的利益，这样的情形在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屡见不鲜，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在过度泛滥的民主下，雅典公民道德的堕落和个人私欲的膨胀；而公民们在野心家的花言巧语下，往往选择忽视客观事实，仅凭演讲者的言辞去决定国家大事，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变成一种暴民政治，这样的“民主”岂有不衰败之理。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伯利克里时代达到鼎盛，公民们被给予了如此巨大的权力，却没有相应的制度进行制约，泛滥的民主所带来的是多数人的暴政和政治混乱。民主自身的混乱，是雅典民主政治由极盛走向衰落重要原因。

图为战争场景

瘟疫的袭击

伯罗奔尼撒爆发的第二年，严重的瘟疫袭击了雅典。这场瘟疫袭击了雅典的大多数居民，修昔底德本人也感染了瘟疫。这场瘟疫可能起源于上埃及，由那里传播开来。它在雅典突然出现，雅典在战争期间将乡村地区的大量人口迁入城区，密集的人口使得雅典的卫生状况更加恶劣，因而大大加强了瘟疫的传播。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军队中也发生了瘟疫，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使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甚至以前那些健康的士兵也从哈格浓的士兵那里染上了瘟疫；结果，哈格浓率领其舰队回雅典去了，他原有重装步兵4000名，在大约40天之内，染疫身亡的就有1050人。为数众多的人死于瘟疫，甚至包括连伯利克里。

斯巴达 - 现实中的狼人种族

公元前427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四年，瘟疫再度爆发“第二次瘟疫延续了整整一年，而第一瘟疫延续了两年；没有什么其他的灾祸比瘟疫给雅典带来了更大的损失，或削减了雅典人更多的战斗力量。在册的公民兵中，因瘟疫而死亡的不下4400名重装步兵和 300名骑兵，至于其他民众的死亡人数是从来没有人能够确知的。”毫无疑问，这场瘟疫给雅典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然而，相较于人员的伤亡，对于雅典而言，瘟疫带来的更严重的后果也许是道德的败坏“由于瘟疫，也开始有了违法乱纪的情况。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和财富都如同过眼烟云。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能不能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的时候是很成问题的。但是一般人都承认，既光荣又有用的东西就是那些现时的享乐，以及所有使人能够得到这种享乐的东西。对诸神的敬畏和人为的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了。就前一点而言，他们断定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到所有的人毫无区别地死去。”

在生命随时都可能丧失的情形下，信仰与不信仰神明，遵不遵守法律和道德，对雅典人们而言都变得毫无意义，人们的内心被绝望所充斥，及时行乐反而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如同14世纪横行于欧洲的黑死病给欧洲人巨大的道德滑坡一样，瘟疫对于雅典人以往的道德体系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的道德水准普遍地下跌，这就导致更多类亚西比德之类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活跃在雅典的政坛。这场瘟疫的爆发，既极大的损害了雅典的综合实力，又挫伤了公民对于道德的信仰，进一步加剧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

伯罗奔尼撒战争旧址

西西里远征军的覆灭

公元前415年，为了征服西西里以获得足以压倒伯罗奔尼撒人的力量，雅典和它的同盟国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前往西西里岛，“这支军队共有l34艘战舰(另外还有罗德斯人的2艘五十桨船)，其中100艘是雅典人的舰船--60艘用于作战，40艘用于运输--其余的舰船来自于开俄斯和其他盟邦；共有重装步兵5100人，即其中的1500人是雅典公民，他们是从雅典正规兵员名册中征调来的，有700名泰提斯(他们做水兵)，其余的军队是来自于盟邦的，他们有些是来自于雅典的属邦，还有来自阿尔哥斯的500名和来自曼丁尼亚及其地方的雇佣兵250名；共有弓箭手480名，其中80名是克里特人；有700名投石手，他们是罗德斯人；麦加拉流亡者组成一支120人的轻装步兵队；有一艘马匹运输船装载有30匹马。”

战争旧址及战争场景

随后，由于战局不利以及将军尼西阿斯的请求，又派兵增援“援军包括有外邦舰船在内的战舰共73艘，雅典及其盟邦的重装步兵近5000人；还有许多希腊的和蛮族的标枪手、投石手和弓箭手，以及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种装备。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伯利克里在分析雅典和斯巴达双方力量的对比时曾经说过雅典有重装步兵一万三千人，而进行西西里远征的时候，双方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六年，虽然在西西里远征前几年的时间里，雅典和斯巴达签订停战协定，进过数年的修养生息，雅典的实力有所恢复，但是我们可以猜想，雅典此时的兵力不可能高于战争爆发前的全盛时期的。此时出动如此庞大的军队，显然已经是集中了雅典当时绝大多数的军事力量。由于伯罗奔尼撒人的增援、雅典内部党派之间的内耗、叙拉古人的奋力反击等种种原因，雅典的这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西西里全军覆没，不少于四万人的联军中，除六千人投降外，其余人大都战死。

西西里远征军的全军覆没，从根本上削弱了雅典的实力，改变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力量对比，引起了雅典人极大的恐慌“现在西西里战败后，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极度恐惧和惊慌。他们失去如此众多的重装步兵、骑兵和身强力壮的军人，他们看到国内已经无兵可征，无论是作为一个城邦，还是每一位公民个人，都不能不为此忧心如焚；而且他们知道，船坞中的舰船，国库中的金钱和配备舰船的桡手，都显得捉襟见肘了。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安全生存感到绝望了。” 远征军的覆没，引起了雅典诸多同盟国的暴动，雅典国内寡头派势力的抬头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西西里远征军覆没，失去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雅典的民主政体，甚至雅典本身，都已经岌岌可危了。

图为战争场景

同盟国的暴动

我们都知道，波斯的大军败退之后，雅典逐步建立起它的海上帝国。通过提洛同盟，雅典控制了小亚细亚的希腊诸邦以及爱琴海上几乎所有的岛国，并且强迫他们交出本国的海军力量以及向雅典按期缴纳金钱、提供军队或者提供三列桨战舰。雅典人对于其同盟国的压榨到底有多严酷呢？

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提洛同盟成立之初所定的同盟国贡金的总和为每年460塔连特，到战前提高到平均每年600塔连特，战中增至每年1300～1500塔连特（1塔连特=60明那=6000德拉克玛，1德拉克玛=6奥波尔。l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两日的生活费用）。

“雅典人非常严厉，他们横征暴敛，对于那些不习惯于而且事实上也不愿意为雅典人不断付出劳动的人们施以必要的暴力，因而丧失人心。”雅典的辉煌民主政治并不是空中楼阁，它是构建在其同盟国残暴统治之上的，修建神庙、剧院的金钱来源于同盟国的贡金，发放给公民的津贴来自于同盟国的贡金，乃至于建造战舰、维持军队的金钱，也来源于的同盟国。

伯罗奔尼撒西海岸旧址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雅典的横征暴敛自然会引起其同盟国极大的不满，据修昔底德记载：“舆论的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一尤其是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腊。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烈地在一切可能范围内援助他们，既用言辞，也用行动。一般的情绪对于雅典人是很恶劣的，无论那些想逃避他们的控制的人们也好，或者那些恐怕受到他们管辖的人们也好，其心情大概就是这样的。”

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候，整个希腊世界，舆论几乎是全面地倒向斯巴达人，也不怪乎斯巴达人此时敢自称是全希腊的解放者。关于这一点，雅典人也是有自知之明，伯利克里在他的演讲中对雅典的人说道“你们不要认为我们战争的目的单单是为了享受自由或遭受奴役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帝国的丧失以及管理这个帝国时所引起的仇恨而产生的危险，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去维持这个帝国的。”

雅典对其同盟国的暴政如同在自己身边安放一个火药桶一般，它之所以没有爆炸，只是缺少了一点火星罢了。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的全军覆灭，成为点燃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就在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向整个希腊世界的时候，雅典最大的同盟国开俄斯首先叛离雅典，投向斯巴达。随后萨摩斯人、罗德斯人也纷纷暴动，就连雅典近在咫尺的邻邦优卑亚也选择在此时背叛雅典。

旧址：麦西尼亚，科斯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是这样描述雅典人得知优卑亚暴动后的心情的“在优卑亚事件的消息传到雅典时，在雅典人中引起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最大恐慌。无论是西西里的惨败(虽在当时似乎亦引起巨大恐慌)，还是曾经发生过的任何其他灾难，都没有这个事件使他们如此地惊恐不安。

这时，萨摩斯的军队在叛乱；他们没有更多的舰船，也没有更多的桡手来配备它们；他们自己内部互相倾轧，随时都可能发生内战；这次惨败可谓雪上加霜，使他们的灾难达到顶点：他们因此而丧失了舰队，最糟糕的是失去整个优卑亚，对于他们而言优波亚比之亚狄迦更有用。”自从公元前413年伯罗奔尼撒人在雅典境内的狄凯里亚修建永久要塞之后，雅典人几乎无法在他们的农村耕作土地，他们的农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们的粮食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临近的优卑亚，优卑亚的叛变对他们无异于雪上加霜。

北

西

东

南

修昔底德塑像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元前411年，在雅典派遣军队镇压萨摩斯暴动期间，雅典内部又发生了寡头政变，代表寡头派的四百人议事会掌握政权，而在萨摩斯的雅典军队则大都倾向民主派，因而站在四百人议事会的对立面。雅典此时实际上已经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

随后，虽然雅典的民主派打败四百人议事会，再度掌握政权，但是雅典同盟国的暴动从未停歇，直至到公元前404年雅典最终战败。同盟国的暴动，严重破坏了雅典帝国的原本就已经脆弱经济基础，雅典人甚至不得不依靠增加公民的税收来获取更多金钱，而构建在压榨同盟国之上的曾经辉煌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同盟国暴动中已经风雨飘摇。

此后雅典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的措施，并在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中取得一些优势，仍然难逃战败的命运。对于原本就已经陷入危机的雅典而言，同盟国的暴动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元前405年的羊河战役中，雅典的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走投无路的雅典于次年向斯巴达人投降，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在此画上句号。雅典投降后，斯巴达在雅典扶植起寡头傀儡政权，即著名的“三十僭主”，雅典人不甘寡头派的统治，“三十僭主”的统治雅典仅仅月八个月的时间，就被起义的民主派推翻。

公元前393年雅典人在科浓的领导下恢复海军，重修雅典城墙。随后，雅典更于公元前378年组建起“第二次海上同盟”，试图恢复雅典全盛时期的力量。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日落前的余晖罢了，无论是雅典还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全盛的状态。希腊世界随后又陷入斯巴达与底比斯的争霸战争中。数十年后，马其顿王国乘势崛起控制整个希腊，雅典成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之后雅典就再也未能获得正真意义上的独立，曾经辉煌雅典的民主政治，就这样在人们的叹息着走到了尽头。